与病毒赛跑 没有重点的较量
人类与病毒的较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
潜伏,较量,追逐,超越……病毒腿快,疫情就突然而至,攻击人类;人类迅捷,就能成功阻击病毒,挽救生命……
这场赛跑,王全意已经跑了十八年。无论是疫情突至,还是疫情散去,他和同事们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努力跑得更快。
这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长深知——
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实验室检测
擦亮发现病毒的眼睛
东城区和平里中街,两个小院隔街相望。
这里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个月刚刚迎来20岁“生日”。
2002年,王全意调入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刚一入所,就赶上硬仗。
2003年,非典来袭。当时,北京还不具备实验室检测能力,只能依据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确诊病例。
每天,为了掌握疫情的第一手资料,王全意和同事们穿着厚重的防护装备,进入病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回到市疾控中心已是深夜,来不及休息,又要伏案分析病例和疫情,撰写报告上报……
那段日子不仅辛苦,而且危险,“当时大家心里都没底。”王全意说,“好在选择做传染病或流行病学的人都有心理准备,而且都不怕苦。”
数月的奋战,终于战胜了非典。
疫情消散,王全意和同事们并没有松懈,“非典之后,所里进了很多新人,总体水平提升了很多,我们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大家的努力下,北京市应对疫情的能力越来越强,防控网络越来越完善,发现病毒,防控疫情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2009年4月25日,媒体报道:北美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流行疾病——甲型H1N1流感,具有大流行的趋势。此前已开始追踪“甲流”的王全意和同事们迅速行动,4月26日写出了排查方案,4月27日,就已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排查……
在甲型H1N1流感流行早期,北京仍没有建立起成体系的实验室检测方法,疾控人员最开始用的是“排除法”——检测出甲型流感病毒阳性后,排除甲1型流感和甲3型流感,再考虑甲型H1N1流感……
“虽然还是有点儿‘笨’,但相比非典时期,我们在病毒的检测方法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王全意说,也正是在这次疫情中,北京终于建立起了完备的实验室检测体系——在全国率先建立起55家传染病网络实验室,各大医院都普及了核酸检测技术,为及时发现病毒,快速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保障。
2013年,H7N9禽流感暴发,北京主动监测、快速排查;
2016年,北京检测出全国首例输入性黄热病。当年,海关还送来一例自安哥拉输入性黄热病疑似病例样本。拿到病例,王全意和同事们有些怀疑,在实验室完成抗体检测后,排除了黄热病,又相继用两种方法排查,最终锁定患者感染的是裂谷热病,这也是迄今为止亚洲第一例输入性裂谷热病例(非洲流行的一种烈性传染病)。
实验室检测体系,还帮助王全意团队在北京发现了已70年未见的鼠疫。
2009年11月初,市疾控中心接到朝阳医院报告:发现两名疑似鼠疫患者。王全意心中一惊,鼠疫?北京已经有70年没出现过了。
迅速复核样本,确认鼠疫。
是动物宿主?还是京外输入?在大城市中如何防疫?
王全意带领团队立即行动,先是排除动物宿主传播,然后精准划定鼠疫疫情管理范围,对病例所接触过的医院急诊抢救室、呼吸科ICU等相应区域进行封闭管理,排查密切接触者,对密接者进行9天的医学隔离观察和预防性服药……
我国的鼠疫病例多发生在边远地区,通常采用划定大小隔离圈的控制方法,但这次是肺鼠疫几十年来第一次输入到我国特大型城市,好在市疾控中心多年来始终重视输入性鼠疫应对工作,并不断演练和完善方案。“这次输入性肺鼠疫病例到医院后得到了及时的诊断、隔离和治疗,接触人员也都进行了隔离医学观察,没有引起续发。”王全意说,更难得的是,这为“大城市防控鼠疫”给出了“标准答案”。
大数据助力流调 加快溯源疫情的速度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从冬天奋战到夏天,疫情已趋稳向好。谁也没想到,硬仗突然而至。
6月11日,北京已连续50多天没有新增病例的记录,戛然而止。
“西城区疾控中心报告1例核酸检测阳性病例。”6月11日凌晨0时30分,正在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值班的窦相峰收到王全意发来的一条信息,办公室里顿时紧张起来。
窦相峰赶紧联系西城区疾控中心核实病例情况。凌晨2时,病例样本送来,复核检验马上开始……
这一夜,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实验室的灯一直亮着,王全意和团队用了四种试剂复核样本,以确保万无一失,四台扩增检测仪高速运转……
早上6时,与仪器相连的电脑屏幕上,一条“S”形的反应曲线陡然上升,阳性!随后,其他三种试剂复核结果也是阳性。
王全意皱了皱眉头,硬仗来了!市疾控中心流调人员立即兵分两路,一组人调查病例发病前14天的活动轨迹,采样排查。另一组人到宣武医院,补充流行病学调查。
7时刚过,窦相峰和西城区疾控中心的同事乔富宇已赶到宣武医院,穿好防护装备,进入隔离病房,对确诊病例进行补充流调。
“大夫,我今年就没去过外地,更没接触过入境人员,北京这么久没出现过病例了,怎么就被我赶上了呢……”病房里,被称为“西城大爷”的唐先生眉头紧锁,面色焦虑,“家里孩子才上小学,我特别怕传染给他……”
“您别担心,我的同事已经安排您家人到隔离点进行14天医学观察了。”窦相峰安慰着唐先生,“我们就是来帮您解决问题的,有您的配合,我们肯定能快速搞清楚您怎么得的病,排查可能传染的人员,降低更多人被传染的风险。”
“配合!我百分之百配合!”唐先生边说,边掏出手机,一遍又一遍地翻看5月30日以来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支付记录……
家附近的超市、便民菜站、加油站,丰台区的京荟广场、乐图空间,还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我们先把唐先生有记录的时间点一块块搭起来,再反过来叙述给他听,帮助他回忆细节。”窦相峰说,“不能漏掉一个环节,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疫情的扩散。”为了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流调人员甚至请唐先生回忆了上一波疫情高峰时的具体行程。
与2003年非典、2009年甲流时流调相比,此次疫情中,有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配合,疾控人员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信息全部实时共享,相互比对、印证,流调更快,更精准。
窦相峰和唐先生交流的信息一直与疾控部门共享。对于每个“可疑的点”,市疾控都迅速安排相关区疾控的同事前往采集环境样本,流调溯源,对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当时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经被列为“首要怀疑对象”,6月11日上午,在窦相峰和唐先生交流的同时,丰台区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已前往市场采集环境样本、相关人员的呼吸道标本、血液标本进行检测,查找可疑的感染来源。
偌大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有上百个摊位,哪个才是唐先生去过的摊位?手机支付记录立了大功。
窦相峰回忆,“支付记录明确显示出,唐先生6月3日几时几分在哪个商家消费,虽然付款信息显示的商家名称都是昵称,我们拿着这个昵称去现场问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定位到具体的摊位,这为现场流调工作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窦相峰对唐先生的记忆力,印象很深,“多亏他对6月3日自己去新发地购买海鲜和肉时短暂停留这件事进行了准确描述,当天上午8时27分、8时33分、8时37分,他分别到三个摊位上购买了海鲜,然后又去马路对面的摊位买了肉,有付款记录佐证,我们对整个行程摸得很清楚。”不仅如此,唐先生还冷静、清晰地回忆出了发病前两周接触的每个人,提供了一份38人的详细名单。
之后,疾控部门将补充流调数据提供给相关部门进行大数据排查,结果显示,每一个流调数据都和大数据排查数据完美匹配。
6月11日当晚,第三方检测机构又报告丰台区一例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这是北京这一波疫情中确诊的第二例病例。19时30分,检测机构送来复核样本,23时30分,复核检测结果阳性。
半小时后,传来消息——丰台区疾控中心对新发地牛羊肉交易大厅环境样本采样检测出阳性。“此时,感染来源清晰地指向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窦相峰说,“从11日凌晨到12日凌晨,此次疫情溯源锁定新发地市场,只用了不到22小时。”
窦相峰和同事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6月12日清晨,他与中心现场检验组组长翟曙光等同事赶往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现场流调和采样。
进入位于地下一层的牛羊肉交易大厅,窦相峰等人立刻察觉到大厅的“异样”,“里面通风条件非常不好,阴冷潮湿的环境利于病毒存活……”窦相峰说。当天早晨,新发地市场综合交易大厅负一层已封闭,通风口和空调也已经关闭,窦相峰和同事们穿着防护服,忍耐着高温,对地下一层再次进行环境采样,对从业人员采集咽拭子。同时,市疾控中心协同9个区疾控中心对市场进行分区环境采样。当天发现40件环境检测阳性样本,45人咽拭子呈阳性。
接下来的24小时,各项防疫措施迅速启动。北京果断封闭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市场周边11个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排查5月30日以来到过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或与市场销售人员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开展核酸检测……与此同时,专业人员在全市对农贸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等开展排查,采集海鲜、肉类等食品及外环境涂抹标本,“在对从业人员主动筛检中,海淀区一农贸市场中有1例核酸检测阳性样本。”王全意说,多排查出一例阳性人员,就降低一点儿疫情传播的风险。
6月13日、14日,北京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高峰,此后病例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不断趋稳向好的疫情防控形势,正是源自最初48小时的争分夺秒。
永远保持警惕 打有准备之仗
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溯源之快,王全意并不意外,“因为我们心里的弦一直没松过。”
2019年年底,网上一则消息中出现了六个字“不明原因肺炎”,王全意和同事们立刻警觉起来。看到消息的当晚,他和团队就开始收集资料,迅速确定实验室检测方法、监测方案,储备应急物资……疫情蔓延时,北京就在全国率先开展实验室检测、医疗机构排查,普及核酸检测方法。
时刻保持警惕,王全意和团队一直坚持。他经常和团队中的年轻人说,“千万不要觉得你就是一个采样的、是一个报表的,你们都是专业人员,应该把疫情的来龙去脉、国内外形势、本地发生的风险、如何应对,都要了解到位,你才是一个专业人员,不然就只是一个操作工。”
王全意就是这么做的。
2009年,应对“甲流”的时候,王全意每天早上5时就到了办公室,最忙的时候八到十天才能回一次家。“当时美国那边疫情有什么新进展,国内外有哪些新的报道,都要及时获取、更新疫情消息,分析疫情形势。”王全意说,“一个新的疾病我们不了解,就需要每天及时更新知识,必须认识它,才能做好防控。我们关注着世界上发生的各种疾病,进行风险评估,做传染病学研究,就要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才能跑过病毒。”
2016年能检测出首例裂谷热病例,也得益于这份警惕。“因为对疾病持续的关注,我们实验室储备了相应的试剂,才得以检测出病毒。”王全意说。
跟在病毒后面跑的“防控”,总是被动的;跑到病毒前面的“预防”,才能主动,才能战胜病毒。
繁忙的日常工作,并没有耽误王全意和团队的应用型研究,在他看来,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比病毒跑得更快。
最近一期的《柳叶刀》杂志刊登了王全意和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共同合作的一篇关于佩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的文章,杂志封面上,简洁明了地向全世界阐释了推行口罩的意义:“全面推行口罩不仅可以帮助想要恢复正常活动的社区安全解除现有限制,还可以在人群拥挤的公共场所和室内保护人们的安全。”
近年来,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的团队获得多项北京科技进步奖,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在流感的疾病负担、预警监测以及疫苗效果评估等领域,取得了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截至7月5日,北京已连续8天每日新增病例保持在个位数水平,7月6日,7月7日,北京连续“零新增”,此轮疫情形势已可防可控可预期,是不是可以歇口气了?
王全意摇摇头,他说,疫情防控趋稳向好令人高兴,但还未到欢庆胜利的时候,境外疫情还在发展,“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风险犹在,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时刻保持“战时状态”,“与病毒的赛跑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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