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断崖式下跌”？专家：两国须从多方面做出努力

寻找中美军事冲突的危险来自何方？首先是要从中美双方着手加以研究。从中国一方看，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适应和融入现有国际规则，并且摸索和建立起了一整套在现行国际准则原则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方法和路径，中国近40年来的发展成果，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中国也面对着许多内部和外部的问题与困难，但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是不能够通过自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加以解决的。从这个逻辑上说，中国是现行国际规则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中国不存在用军事冲突解决困境的主观动因。从客观方面来说，中国的领导者，中国的军队和中国的民众，他们的目标高度一致，中国军队高度的纪律性和党指挥枪的原则，使中国军队出现背离国家意志的异动情况，被压缩至了最低。因此从客观因素来讲，因中国方面某些执行层面的误操作，而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趋近于0。

再从美国方面看，由于美国自身的问题，使得美国正常发展出现了诸多障碍，这使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产生了高度的焦虑感，于是美国的决策者中有人开始主张把与中国的和平竞赛改变为敌性竞争。在这种竞争出现了不利于己方的趋势时，这些人不再满足于对现行规则的有限调整和完善，而是主张重新建立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新的国际规则，这里实际上就潜伏着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主观动因。2015年美国兰德公司研究中美军事冲突的报告中，在对中美军事冲突多种形态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无论哪一种冲突形态，对于中美任何一方而言，它的损益比都要大于一。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一方，军事冲突所带来的损失都会大于收益。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兰德公司认为中美军事冲突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与此同时，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尽管军事冲突对中美的损益比都要大于一，但单就损失而言，中方的损失会比美方更大。同时在仅使用常规手段的军事冲突当中，中方相较于美方存在短板和弱--美方可以有效的对中国大陆实施高强度打击和攻击，但中方在使用常规手段的情况下，对美国本土无法形成有效打击。这样的两个结论隐含着美国对华主动使用武力挑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虽然双方的损益比都大于一，但如果美方可以承受己方的损失，同时给对手造成更大损失的话，美方就有可能走上诉诸武力的选择。同时既然中方存在由于地缘劣势所造成的常规远程打击手段不足的弱势和短板，那么只要有效的控制冲突的强度和规模，美方就有可能从这种军事冲突中更多获益。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方的战略决策当中，实际上潜藏着使用武力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主观动因。

从客观现实而言，美国的国内政治当处在某些特殊的特定的时期内时，比如大选时，就会出现党派利益高于一切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就有可能根据党派利益的需要，采取超乎常规的行为，这为中美军事冲突增添了客观的不可测，不可控的风险性。与此同时，美国军力大量的前沿部署和在中国沿海大量的侦查、演习、巡逻等等的贴边行动，客观上增加了中美双方作战平台的近距离接触和摩擦，成为引发突发事件的主要的客观危险。

研究中美军事冲突的危险来自何方？当然主要是研究中美双方，但也不能忽视中美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和第四方。美国在遏制中国的过程当中，乐于看到和积极挑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矛盾甚至冲突；同时也不能排除一些国家希望利用中美冲突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以来就存在着一种风险性，即美国怂恿和支持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对抗，甚至是军事冲突，在这一过程当中，美国又可能被拖入和卷入其中，最终形成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此外，除了中美两国和相关国家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国家政治势力，这些势力鱼龙混杂，其中不排除有些势力希望利用大国间的对抗和冲突，“浑水摸鱼”乘机做大。比如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经过了这些年世界各国联合反恐的打击下，已经开始逐渐的式微。如果大国间发生军事冲突，国际反恐联盟完全崩解，这显然使他们乐于见到的事情，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会利用各种手段积极的促成，特别是利用中美两国军队作战平台的近距离接触与摩擦，制造某些突发事件，引起“擦枪走火”，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此外，中国所面临的多种极端分裂主义势力也在中美之间制造各种各样的事端，引发中美两国的矛盾和冲突。极端情况下，这些势力一些有意而为之的行为，也很有可能成为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