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品质的诗人元帅——纪念陈毅元帅诞辰11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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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陈毅（1901.8.261972.1.6），原名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历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新四军军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副
陈毅（1901.8.26—1972.1.6），原名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历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新四军军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陈毅元帅的名作《梅岭三章》写于1936年冬。当时陈毅被敌军戴嗣夏的第四十六师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里，长达20多天。饥饿难耐，搜剿的敌人时而从洞外走过。正是在这种“虑不得脱”的生死关头，陈毅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藏于棉衣内层。这三首诗体现了诗人视死如归的冲天豪气，壮志未酬的革命情怀，鼓励战友继续战斗的满怀激情和对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几十年来，教育和感染了无数共产党人。
元帅诗人外交家
陈毅1901年生于四川省乐至县一个殷实的读书人之家，后因家境衰落，10岁时到外婆家寄读。他深受国学造诣较高的陈玉堂先生熏陶，奠定了良好的诗词功底。1913年他随母亲到成都考取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国民小学。后因家中经济困难，陈毅高小毕业后便进入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学染织专业，但他自己总想做一名文学家、诗人，用笔唤醒人民群众的觉悟以反抗黑暗社会，倾心于走文学的道路。
1919年陈毅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领导学生斗争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回国。回国后，他受聘重庆《新蜀报》文艺副刊主笔，写下了一系列言辞犀利的文章。1922年，陈毅经蔡和森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又转入共产党。入党后先在北京组织反对军阀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的学生运动，后又回四川家乡搞兵运工作。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陈毅从四川来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同恽代英、施存统组成学校党委，陈毅任党委书记。同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后，他在抚州追赶上起义部队，担任了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政治指导员。在起义部队三河坝失败的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协助朱德将不足千人的队伍拉到赣南，重整旗鼓发动著名的湘南年关暴动。1928年春，陈毅跟随朱德将队伍带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在井冈山上，毛泽东是红四军党代表，朱德是军长，陈毅任军委书记，是红军最早的创始人之一。当时的重大决策均由毛、朱、陈一起研究，三人由此成为最亲密的战友。1931年11月，陈毅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被授予红星奖章。中央苏区时期，他在红军中任过军政委、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他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腿部负重伤被留下，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办事处主任。他与项英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彭真同志总结中共历史上环境最艰苦的三次斗争，便是红军长征、东北抗联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陈毅出山，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并率部挺进江南抗日前线。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临危受命任新四军代军长。1943年11月，陈毅奉调赴陕北参加延安整风。此后，在中央军委协助工作，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45年8月，陈毅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解放战争开始后，陈毅负责指挥华东战场，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1948年夏调中原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参加领导淮海战役，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解放后，陈毅任军管会主任和首任市长。此后，他一直兼任上海市市长直至1958年初，对上海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作出重要贡献。如今上海外滩边耸立的陈毅塑像，正代表了上海人民对这位老市长的缅怀。
1954年，中央调陈毅赴北京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兼外交部部长，20世纪60年代曾陪同周恩来总理走访过亚非十几国。他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以敢放炮抵制“极左”错误闻名全国。1967年2月，他因反对林彪江青乱党乱军，而被当做“二月逆流”主要人物遭受批判。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陈毅以“右派”代表身份当选中央委员，后被以“战备疏散”名义下放到石家庄。
1972年1月，陈毅病逝于北京。哀乐传出后全国同悲。毛泽东闻讯破例决定抱病亲自来参加他的追悼会。这是毛泽东自22年前参加任弼时的追悼会后的第二次。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向陈毅的骨灰盒三鞠躬，听着周恩来哽咽读着的悼词又双泪长流……这一破例举动，不仅表达了毛泽东与陈毅难得的战友之情，也是对陈毅一生的最好肯定。毛泽东在追悼会上高度评价陈毅一生为中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贡献。他说陈毅是好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够团结同志的。他还对在场的西哈努克说，陈毅是支持我的，林彪是反对我的。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并高度评价陈毅，使人们看到了对“文革”纠偏的曙光。
危难见真金
陈毅投身革命后，曾两次遇到了战争失败的危局，在这危难见真金的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苦撑危局，从而在党史军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1927年秋南昌起义中的“铁军”二十五师在粤东战败，退至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仅剩千余人。师团以上干部除战死逃亡之外，只有刚来不久的朱德和陈毅。面对可能溃散的局面，属于过去被一些官兵讥笑为“卖狗皮膏药”的政工人员序列的陈毅却比军事干部更为坚定。在天心圩召开的军官会议上，他鼓励大家说：“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有个别兵痞乘部队混乱煽动逃跑并向群众敲诈勒索，陈毅知道后马上下令号兵吹集合号，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宣布革命纪律，对三个违法分子当场处以死刑。长期担任陈毅副手的粟裕大将后来回忆，这是陈毅第一次同全体军人见面，他以坚强的意志震动了大家并赢得钦佩。此后，部队跟随朱德和陈毅，经过大庾整编、上堡整训，保存了一批经过严峻考验、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骨干力量。在此期间，部队逐渐学做群众工作和运用游击战争策略，为最终挥师井冈与毛泽东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主力长征之初，留守中央苏区的一些领导人还不愿意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革命进入低潮这一现实，幻想与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大军堂堂正正的打阵地战。特别是项英等人在接到中央自贵州发来的遵义会议纪要后，仍对王明“左”的危害认识不清。关键时刻陈毅挺身而出，实事求是摆明危险，提出了坚持隐蔽游击斗争的正确主张。他说：“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者少失败。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不是软弱，正是政治思想坚定的表现。相反，不承认失败才是软弱的表现。我们要老老实实地承认失败，赶紧收缩。我们站不站得稳，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转变，所以掌握转变是关键。”
陈毅所讲的这个转变，就是从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向山地分散游击战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保存自己，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之后在陈毅的坚持下，项英与陈毅陆续来到以油山为中心的粤赣交界，在茂密的山林中坚持三年游击战，终于保存了骨干力量，迎来了抗战爆发的新局面。
革命意志高于天
陈毅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讲：“三年游击战争，吃住在山里，时时与白匪、叛徒和野兽搏斗，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三年游击生活，根本不是过人的生活，像野兽一样。”
对于游击生活的艰苦，陈毅回忆说：“有时断了粮就吃野菜、吃笋。春天吃春笋，冬天吃冬笋，夏天吃杨梅。吃野果、吃野香蕉。还可以吃马峰的幼虫和蛹。敌人搜山时，可以吃一餐炒米，两餐野菜，这样可以坚持半个月。如果再紧张就抓蛇吃。”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只进过两次房子，看见过三次山外的老百姓。在敌人的残酷搜山下，他们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由于环境恶劣，战争的伤亡，死人的事天天有，加上得不到补充，原有的一千五六百人的游击队，最后只剩下三百多人了。但这都是革命最坚决，质量最高的骨干。正是靠危难逆境中保存下的这些革命种子，后来才能发展成数以十万计的浩荡新四军。
为消灭南方的剩余革命力量，蒋介石专门召集汤恩伯、余汉谋召开联席会议，对红军游击队实施残酷“围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军反而在南方加紧了“围剿”甚至到了高峰状态，斗争更加艰苦，陈毅等几乎无法生存，一直到七七事变的爆发。
1935年10月，敌人利用叛变革命的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设下圈套，诱杀了北山游击队60多人，逮捕了30多人，是为“北山事件”。它使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项英、陈毅在这一事件中险遭不测。这样的生活容易使人感到前途渺茫，有人动摇、逃跑了，甚至叛变投敌。陈毅被围于梅岭时，没人送粮菜，在岩洞中又渴又饥。渴了还能从岩缝里找几滴山泉润喉，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想走出岩洞找吃的，上山搜剿的敌人不时从洞外传来走过的脚步声，又不能贸然行事。多亏梅关黄坑一个名叫张千妹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夜间上山送情报、送粮菜，这才存活下来。张千妹最后一次上山，遇上了搜山的敌军，她无处可藏，只好眼一闭，就地一滚，掉下几丈深的谷底，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拖着摔伤的一条腿，一步一步爬回了家。
1936年1月下旬至2月，赣粤边地区出现罕见的大雪封山。国民党军叫嚣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掘地三尺困死游击队。游击队的粮食断绝，只能摘野果、采野菜、剥竹笋充饥。赣南地下党组织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利用每月初一和十五开禁进山砍柴的机会，将大米藏在挑柴的竹杠中，把食盐溶进棉袄里，设法丢在山上，由游击队捡取。春末夏初，陈毅在油山秘密据点吃着从山上“捡”来的大米饭，感慨万千。他说：“打游击，是老百姓千方百计地支持了我们”。同时，他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游击战争纪实》（新中国成立后经作者修改更名为《赣南游击词》）。寥寥数语，便可知斗争环境之残酷和陈毅等革命者理想信念之坚定。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天明。几番梦不成。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满山抄，草木变枯焦。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再请把兵交。
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陈毅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保持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面对一部分人的悲观动摇，他讲到：我是不能走的。你们全走了我也不走，我一个人还要干。同时，他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通过报纸上的蛛丝马迹了解国际国内大势，准确分析了日寇即将全面入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最终形成这一大局。他鼓励干部战士要坚持斗争，争取革命新高潮的来临。他说一旦形势变化日寇大举入侵，国民党会抬着轿子、奏着军乐请我们这些最坚定的革命者下山抗日的。不出陈毅所料，1937年7月底，全面抗战爆发后，南康、大余、信丰、定南各县国民党县长被迫联合发表《告中共同志书》，欢迎游击队下山谈判。于是陈毅决定派代表下山谈判，大余县等七八个县县长真的摆出军乐队隆重欢迎。他们盛赞游击队说：“共产党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我们要合作抗日。过去‘剿’你们是错误的。”
霜重色愈浓
坚持真理、胸怀广阔、敢于直言是陈毅一贯的品质和作风。陈毅在“文革”中，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气概和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精神，不赞成文革极左的个人崇拜，坚决反对“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并大声疾呼：决不能把权交给那些野心家和阴谋家。“林彪不叛党，我不姓陈”。1966年深秋，陈毅来到西山，写下了《题西山红叶》这首光辉的诗篇并赠与叶剑英：“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表达了陈毅决心接受这场严峻考验的大无畏精神。他坚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将战胜一切。陈毅虽然因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其他老同志当面怒斥了“文革”先锋康生、江青一伙，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主将受到批判，却得到全党和全国有识者的钦佩。1972年元旦他处于弥留之际时，周恩来赶去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最后关怀，为“二月逆流”平反。陈毅只从口中发出断断续续一些句子：“……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陈毅在青年时代受五四运动影响，由追求新文学、新诗、新小说，进而追求革命真理，又在时代大潮推动下走上了军事家、外交家之路，然而他毕生却从来没有舍弃对诗词的爱好。他给后人留下的脍炙人口的《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青松》《赠缅甸友人》《题西山红叶》等，无不反映出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崇高品格和对理想信念的坚守。郭沫若曾赋诗称赞陈毅道：“天南一柱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
陈毅胸怀坦荡，一向敢于畅所直言。他与领袖毛泽东既是诗友，又是诤友。毛泽东曾说过：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其实，两人在相同的时代所走的道路也十分相似，因此诗词是这两位伟人产生心灵共鸣的媒介。毛泽东对陈毅有着工作之外的诗交，二人多年间诗词唱和。他们的诗词都充满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并傲视一切艰难的豪情壮志，不同于古今任何文人骚客的作品，是伟大的革命家在斗争过程中的抒情言志。
陈毅在共产党的军事斗争舞台、新中国外交舞台、在诗坛上，都留下了光辉的身影。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又是革命家中的诗人，也是诗人中的革命家。朱德元帅曾写诗哀悼陈毅：“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仗义执言的精神，以及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品格，是陈毅留给全党全民最宝贵的财富。
（原载于《伟大的精神 崇高的品格——诗文信函名言中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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