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十：北大工农兵学员往事

高红十 新三届2

作者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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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高红十，1951年生，湖北宜昌人。1969年从北京赴陕北插队；1972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赴延安市南泥湾公社插队。1979年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1985年调至北京《法制日报》任编辑、记者。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有数本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集出版。较有影响的是1970年代与他人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1988年获得庄重文文学奖。

原题

北大往事

作者：高红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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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班毕业照，前排右一为作者

入学通知书

1972年春天，我在插队的陕北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明明记得那份通知书是北京大学发出的，一记三十几年。近日整理旧物才更正记忆的错误。

那是一张巴掌大的薄纸片，上印“陕西省高等院校学生入学通知书”。通知抬头是“延长县革委会转黑家堡公社高红十同志”，下写“批准你入北京大学（院）文学专业学习。请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前，凭本通知到校报到”。颁发机关的大红公章是“延安地区革委会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时间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廿五日。后边还用黑体小字写清注意事项：带党团组织关系、粮油关系，自备生活用品，报到时交脱帽正面一寸照片三张等。

一张入学通知存储了丰富的时代信息。首先“革委会”这一产生于文革的机构随着动乱结束不复存在；年头更早的“人民公社”随着农村第一波土地权属变更消失了，跟着消失的还有“三级所有”配套的另两级“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延安地区早改名延安市，早年延安县改为延安市又宝塔区；还有“粮油关系”，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成了文物。不是有专门收集全国各地各类票证的“虫儿”吗！

若没有巴掌大纸片上的黑字——严格讲是沉淀后的蓝黑墨水笔迹，当时还有另一种颜色鲜艳的纯蓝墨水——谁又记得住讲得清真实发生？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也接到父母从五七干校写来的信。来信让我千万千万别学中文，那是个战战兢兢的专业。舅舅不知怎么误入歧途（在北方某市文联任职），够他后半辈子改造……那时我正在井边拆洗被褥，粉红桃花，雪白梨花从信纸滑落，一瓣一瓣飘到青石砌就的井台上。我突发奇想：那花瓣会觉得井台凉么？

我的履历有了白纸黑字的一行：工农兵学员。

开门办学

那几年的北京大学是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战场，要想择理清晰其中脉络、关节、大时代与个人政治、心理、情感走向，决非这篇小文能够包容。打住。

只记得运动频繁，每人身处之中无法逃离。区别在于自觉、不自觉，整人或是挨整；挨整的人之前整过别人，整人的人或许明天一早就变成挨整对象。

“开门办学”乃时代一特有名词——到了北京郊区洪水峪村，没见过山的苏北同学见山生情诗兴大发。暖融融的地炉子、结冰的山泉、凛冽的山风、惊醒睡梦驮煤出山毛驴脖子上的铃铛，还有粗犷的山歌……同学们张大“文学的眼睛”，创作灵感像花骨朵徐徐绽开。

插过队的我干活不是难事，同老乡拉话不是难事，为老乡演出更不是难事是乐事。一台节目中，我演穿红袄15岁小妹妹，又演50岁梳纂的老大娘。某次演出我鞋没穿对，一个跟斗跌在台中央，险些跌成半身不遂。我很镇定，爬起来，强咽下泪水，任“爸爸”演员拍去身上浮土，继续走台，继续唱。以至于看戏的乡亲们久久弄不懂那个跟斗该摔嘛还是不该。该吧，没必要那么重，多疼啊！不该吧，人家闺女起来没事也不慌台；该干嘛干嘛。真不知那跟斗剧情里有还是没有，赶明儿我问问那闺女去……

反回潮

洪水峪小分队回到学校，赶上“反回潮”。

洪水峪开门办学小分队提出“文学的眼睛”是错的，资产阶级的；同学写的素材歪曲了贫下中农形象；谢冕老师“大氅飘飘”的诗句更不知反映的哪家情调……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接二连三。谢老师给我的作文评语：“充满无产阶级人情美”也成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证据。批判文章直做到六所文科高校教育革命总结，直上到《北京日报》头版。

我懵了，大大地懵了！

文革出身的我对“四大”并不奇怪，可那都是批判别人，让别人做检查。想不到有一天会轮到我自己，批得我不容辩解，晕头转向。

我想到下乡插队时的捞河柴。听人讲某次发洪水，激流中柴草沫子里有一颗人头，一颗活着正在呼救的人头。没人下水救助。洪水太险恶了，谁下去谁完蛋！三个浪头两个弯，人头没了。河中心水退时能看见一块大石头，人头到了石头处，没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那颗人头。

我一遍遍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试图用上边的道理驱除心头的阴霾。我帮助另一位比我压力大得多的同学分析错误原因，直说得口干舌燥，半点不自信。……或许咱们插队时间还短，还没有脱胎换骨地改造，所以一遇风吹草动就站错立场……他听着，望着我，不点头也不摇头。

独自一人时，我仰望星空。喧闹了一天的操场静了，黑夜的抚摸使我松，释放、驰骋神思。我觉得校园的星空质量很差，像一面擦不净的毛玻璃，没有激动人心的光彩，也没有神话和传说，一板一眼，一动不动萎缩在楼与楼的缝隙中。

陕北小山村的星空绝对一流。星网密布，星光璀璨，那光能点燃睫毛。农村看星星多半在晒粮的场上，躺在庄稼秸秆上、堆垛上。太阳味呛鼻子，糜谷香味呛鼻子，连那星光也有了馨香。

大学一年级后，文学专业分成创作、评论两个班。我选择了创作班。

分班前的那个暑假我和同班同学陶正、张祥茂、于卓共同创作了长诗《理想之歌》。发表时署名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读书

如果说上大学我不想读书，那是错的。

如果说我好好读书了，也不真实。

北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几乎到了无书可读的地步。号称藏书百万全国第二大的北大图书馆，要想解禁《边疆晓歌》《青春之歌》《父与子》等书，需经工农兵审定。除了三起三落的政治运动，六上六下的开门办学，真正读书的时间又有多少？上课，就是教给学生如何做一名清扫工，挥动手中的扫帚，把古代文学史中除《红楼梦》以外扫走；把现代文学史中除鲁迅以外扫走；把当代文学史中除了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以外扫走，扫进一个不知有多么大的历史垃圾箱。

有一些书是私下里读的。

前苏联小说《州委书记》《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后一本书是我母亲从同事处借来的。我边读书边嗑瓜子，每页书角都留下一枚黑色指纹。害得母亲还书时，用橡皮一页页擦，擦了半天。班长曾组织人私下里讨论，像白公馆讨论红岩村的消息。这事本身就够讽刺——最好读书的年纪在最好读书的大学，最好是不读书。

我喜欢上体育课

春天秋天打排球。1米55的我居然混进中文系队，居然赢了外系好几场球。

冬天滑冰，未名湖成了最佳冰场。每天晚上，各系各专业轮流打扫冰场，大扫帚扫去冰刀划起的冰碴，水管子滋一层清水。第二天冰面如镜光滑，棒极了！

夏天游泳。北大的新游泳池我和同学参加修建，还有那座立着毛主席像的新图书馆。我们铲土、筛沙、搬砖头，站在楼梯上传送书籍……新游泳池落成比赛我参加了，4×50接力第一棒。当别人撅着屁股抬手准备跳水时，我大喊：老师，我要下水！全场哗然，可不都得下水，谁不让高红十下水？原来第一棒的我不会在跳台上跳水，要先下到水里去。老师允许我先下水。等别人跟着发令枪跃入水里时，我才瞪着池壁出发。那次中文系得了第八名——还可以吧——总共只有八个队参加。

我是系学生会文娱委员。凡演出歌咏比赛，我不仅参加，而且张罗。

批林批孔的小表演唱，我演一孙女。“爷爷”拿着脚本找我时，我看了看，问他：怎么？想占我便宜，当爷爷？他说不敢，他说下回写一个剧本我当奶奶，他当孙子。

可惜没有下回。

上课

上大学我印象最深是公共理论课：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印象深的原因是不喜欢。哲学费了不少脑力，成绩平平，到底没记住一个观点。党史无外乎十次路线斗争，没上大学已经知道。

记得党史课是五个文科系在阶梯教室上的大课，每每我坐第一排。老师开讲我就开睡，在老师眼皮底下睡。不怪我困，一上学就献了200毫升血。下课铃响我也醒了，揉揉眼睛到外边活动，回来上课接着睡。老师好有涵养，忍了忍，没发作。

某日上课我坐到中间座位。那天我精神好没有睡。在我身后两排坐着一位苏北同学，他上课有脱鞋——不是脱帽——习惯。不知怎么搞的，脱下的鞋子被踹滚，一直滚到我的脚边。他小声清晰地喊到：我的孩（鞋）子——老师面对黑板，没发现他喊。我忍着笑，用两根指头捏住“孩子”，大动作甩回去。恰好这时老师转身，看清楚我“主演”的后半场戏。他老人家仇恨满胸膛，怒火高万丈。又是你！他大喊，比他讲课声音好听多了：原先你睡觉，我以为是新生不习惯上课原谅你，没有批评。看来你是成心捣乱课堂，无组织无纪律！

唰——五个系几百学生的眼光追光样聚集到老师手指处——竟然找不到目标。我正悠闲地整理书包带，脸不变色心还跳。

下课，一女生问我：老师说的是你吧？

是。

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

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的表情诚恳又诚实。

毕业时我又见到那位老师，是一次与外宾座谈中间休息。老师走向我，向我道歉。他不道歉还好，一道歉没劲透了。本来谁也没有错。我站在临湖轩一棵高大的白皮松旁，树身呈豹皮样花纹，极富装饰美。绿葱葱的树梢伸向蓝天，高得叫人眼晕的蓝天。

选择

1973年分到文学专业创作班，我果真跑了不少地方。

西安、临潼、华清池、捉蒋亭……

延安、安塞、甘泉……我回插队的李家湾村看老乡，老乡惊讶更喜欢。他们用大枣红薯喂得我盘腿坐不住炕。

甘肃天水，金黄的柿子挂在叶子落尽的树梢。漂亮的苹果很便宜。

四川，广元、仪垅、南充、绵阳、成都、重庆……正逢橘树结果的时候，正逢野菊花田边地畔绽放的时候，正逢太阳像月亮月亮找不到的时候，船过三峡正逢没修葛洲坝的时候。

京郊农村。三百米地下的京西煤矿。

……

我的心涨得很大，小的器皿盛不下，小的风景盛不下，只有在大大的地上宽宽的天下跳动，它才舒其展畅其快得其所。

未名湖边三个寒暑，我该毕业了，我是铁打的校园中一名流水的兵一杯兵的流水，这水这兵将流向何方？

据说我分配的单位不错，某市级机关。我心不悦，不愿过灰桌灰椅旁的灰色人生。校园里连个像样的星空也没有，留下做甚图甚？

一个多声部多音色 的交响渐渐涨起呼唤着我诱惑着我； 并未全打碎的17年教育积淀； 时代的价值观； 同龄先进分子的感召； 未冷的青春热血A型性格作祟； 特别不想被按部就班地安排。 让自己试着选择一次，成么？ 成么？

诸般合力促使我递交了毕业后回延安务农的申请。

黄土地那边马上有了回声。

一切不过是大气候下的小气候，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撒了泡尿。不少人一辈子没撒过这泡尿，一辈子没做过任何个体的选择。相比之下，我是大不幸中的小幸，溢出常规的走向使我有了人生长旅中某个独特的区间。

人，不该活得独特点么？

送行

层层送行。

我收到许多大同小异的本子，本子扉页写大同小异的话，话语表达大同小异的心情。二十年后本子没用完。我很想给送本人看看，看他们会为二十年前的话脸红或茫然么？

校方送我一把铁锨，锨把上绑一大朵喜兴的红绸花。锨头直，没开刃，进土不利。锨把粗，不好握。下乡后修水利平梯田半个冬天就报废了。

校方还送我一把镰刀，刃口长长刃口弯，割麦割谷割玉米都很好使。只是把子短，割山地糜谷还行，割川地要大猫腰。

某话剧院的女士送我一副垫肩，上印红字“任重道远”。下乡后我用它担水担粪，老转到胸前像个围嘴。只好当个道具收起来。

某位栋梁心极重的男士送我几句话：历史的筛选是严格的，是纯钢，是残渣，不要在实践中接受考验！镇得我够呛！

外班女生送我一双高腰军鞋。外班11名女生合送我一个喝水杯子、一块擦汗手帕。一个日本女留学生送我一方大手帕和日本北方四岛其中一个岛的画片。同班一女生帮我补了一系列的破衣烂袄。

学校革委党委送行。送行的饭由校党委书记陪着吃，陪得我直不好意思吃，不似如今的我最不怵的除了说，就是吃。桌中有一盘硕大的鱼，什么味我一点不记得了。

走向高原

黄陵山翠，

洛河川美，

阳关大道通陕北。

青苗苗毯，

菜花花毡，

汽车飞过了金锁关。

……

——摘自我的信天游体《回延安》诗

坐飞机走。第一次坐飞机，兴奋之余又有点慌。登机手续顺利办妥，飞机正点起飞，一下子把我带到太阳下边云海上边。飞机在太原稍事休息，又升上高空。

黄土高原来了，高原正展怀托举和接纳。秋末冬初的黄土地好黄，怎么几年绿化竟未留半点痕迹？飞机降落了。苍凉严峻的高原风聚拢过来，掠了我一眼，又毫不在意跌跌撞撞远去了。

那天，我24岁。人生第二个本命年。

两位先生的两件小事

上大学，陈贻焮先生是我的老师。严格讲陈老师和我和其他几个同学编在同一学马列毛泽东思想小组。小组做的是远比上课重要的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和随时发表的最高指示以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

1974年底创作班下到京西门头沟煤矿。照例的学习搬进井下煤矿工人休息的小屋。小屋很黑，我们和工人师傅装束一样，深蓝色劳动布工作服、腰扎皮带为了挂矿灯，头顶黑糊糊藤条编的安全帽。那天轮到陈先生念学习文件，文件是矿工自编或者为矿工编的，除了马列毛泽东思想，还多了矿工生活背景，便有了不多见的一个词“煤矸石”，“矸”字念gan，陈先生随口念成了“千”。一位同学很快说，不认得，可以问问工人师傅么，一问皆知的事偏不问，可见放不下知识分子臭架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指的就是这个。

小屋黑，看不清陈先生表情，只听他诺诺连声。陈先生教古典文学，饱读熟知的百万干首唐诗里可能确无那个“矸”字，那煤中无用的石头又怎能上得了华美绚丽的唐诗？！

几百米深的矿井里陈先生和我们干一样的活儿，在低矮的巷道里往溜子上攉煤，用胳膊夹运木头，师傅让他夹细些轻些的木头，问他多大年纪？

四十九。在场者不属最年长也属年龄偏大。

同学小声说，好几年了，陈先生老说他四十九，都好几年了。

除了可笑，当时我没有多想……

得知陈先生去世消息时，想起此典，多少理解了当时陈先生的心情。49岁，一个不愿接受不愿承认的年纪。“好几年四十九”，是啊，四十——哪怕是九，还离青壮年那屉热包子不太远，闻得着味儿，感觉得到扑脸热蒸汽儿。一旦破五十，还有多少值得高兴和骄傲的日月？何况在看不到出路的文革，何况在黑暗的矿工小屋里连个“矸”字也念不好，陈先生心中的沮丧可想而知又无法裁量。

文革结束后，陈先生归队，成了受人尊敬、教硕带博的陈教授，带出了几位研究唐诗的高足和出版了数本学问扎实的著作。

陈先生去世时究竟多大？我没问也不想得知，但愿他永远49岁。

2006年10月4日，北大中文系林庚先生去世。据说先生走那日问家人，快过中秋了吧？家人说还有两天。先生当晚睡下没再起来，铺着床前将圆未圆满的月之光华走了。如同他去世的年龄，97岁，差3岁不满百，已是北大中文系离世的最高龄者，可谓白喜事，善终。

有人说，林先生的长寿原因之一是从未离开燕园，双脚总接着北京大学那一脉绵厚的地气。先生给他的高足袁行霈教授的书序中有这样的句子，“行霈时叩我柴扉”，此类古典绝句已成绝响。

此后先生的学养也注入这一脉地气，使之愈加绵长厚实，滋养无数后生晚辈。先生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一听便知是诗心加学识的结果。

我和先生上学时有一小的交往。记得某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讲要“总结经验”一类话题。文章引用一段最高指示，大意是说，“以往的实践我们比较缺少经验，栽了一些斤斗，注意总结，后来才有了进步”。

记忆中林庚先生并不长编在我的学习小组，可那日的讨论先生又确实在场。讨论中，小组一位学员很有体会地说，毛主席这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说“我们栽了一些斤斗”，为什么说“斤斗”呢？意思是用秤一斤一斤称，用斗一斗斗量……

众愕然。

林先生追问一句：出处是哪里？

那位学员笑笑说，我自己琢磨的。

众哗然。

十分感慨林先生顽强到近乎顽固的专业本能，以为当下是一个学术研讨场合，会在学习与辩论中获取新知，增长学识，脱口问出“出处是哪里”这句很“不识相”，很“迂腐”的问题。

当时会场的表情是愕然加哗然，林先生心中的表情不得而知；是反省自己问得唐突、不合时宜？是明知学生的无知却无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还是感慨时间就这么荒抛在无聊的讨论上，却无法做自己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

离开学校后笔者与林先生再无交往，听说的都是他好，越来越好的消息。

好就好。

好在“出处是哪里”的日子不太久长，希望今后也由绝句变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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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那个年头，那些事：1966～1976》，姜龙飞主编，学林出版社，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