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为什么要抓特务？

现在乌里雅斯太山成了旅游点（2005年）

抓 特 务

（日记）：“ 6月15日公社武装部送来了命令，调集我队武装民兵8名去执行抓特务的任务。”

由于我在队部，我又是武装民兵，送达命令就是我的任务。

这次任务是这么回事：从外蒙进来两个特务，一个是苏联人，一个是蒙古人。据说是苏联特务实地带训蒙古特务进来的。他们从东乌旗北面沙麦公社（沙麦北面山多，看来对地理环境很熟悉）骑马入境，将马撒掉，马具藏在大山里（有打猎的牧民发现了马具，是外蒙的样式，与我们内蒙的不同，于是上报），他们准备步行长驱直入登上东乌旗北面的乌里雅斯太山（边境距东乌旗60公里，乌里雅斯太山在东乌旗北面10公里，他们走到乌里雅斯太山是50公里，到了山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东乌旗全貌）。

半路，水和食物都没有了，蒙古特务累得受不了了，苏联特务看他已成累赘，弄不好要被全抓住，就派蒙古特务去河边取水，没想到蒙古特务在河边喝完水，由于太累，就在河边睡着了。这时一个牧民来河边饮马，发现了他（终归是陌生人，装束也不相同），抓住他送旗里，旗里上报后，直接送呼市。那时内蒙属北京军区管，等于北京直管。特务被送到呼市，通过审讯，很快招出以上情况，说他别的不知道，并说那个苏联特务你们肯定捉不住，他已经进来11次，都出去了，很有经验，对这片地形特熟悉。

于是，北京军区决定下最大力量，动用当地驻军一万人，同时调集武装民兵一万名，用地毯式搜查的方式，一定把他抓住。

我一听说要去捉特务，非常激动，身为武装民兵坚决要求去，就先跟民兵连长报了名。开始连长是不同意的，因为我是女的，这种野外行动，一般认为女的去不方便。后来他们又同意让我去了，但要再加上另一个女知青去，她是赤脚医生，跟着去是有好处的，万一有个伤病，应有个有医护人员，领导的考虑真是两全其美。于是我挎枪，她背医药包参加了这次行动，后来知道，这次行动中真的就我们这么两个女的。

我们俩准备好，来到集合地点集合。我们那时的武装民兵时刻是战备状态：除了子弹带、枪是不离身，一旦有任务，还要带上干粮袋（内装炒米）和雨衣，驮在马上就出发了。

“来到集合点待命一天，命令没来，就打了一天石头。”

17日“接到命令出发，让到敦勒布蒿与全公社去的民兵会合，后向旗食品公司的牧场出发。”行程100多里，我们走了一天。这种集体骑马急行军，真像骑兵去打仗，走这么长距离，我还是第一次，我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行程一百多里，虽然很累，情绪很高，大家都抱着去参加一场特殊战斗的心情；同时也很光荣。行军中纪律还是不错的，有点军队的味道。女的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尽量做到跟男的一样，不落后与他们，不成为他们的累赘。”

18日（日记）：“继续行军。早上三点起床，八点多到达沙麦公社罕乌拉大队，得知指挥部转移。这使大家情绪波动，对上边指挥很不满，一是又渴又累行军几个小时；二是去向不明。在罕乌拉民兵点上喝茶吃了饭，根据他们的指点，两点启程向戈比沁公社毛加布沁拉出发。路也不清，天又很热，这是对我们的考验。经过一番周折，才找到指挥部，想起来真有点游击战的味道。可是没有想到，指挥部的人不但不体谅，还向我们发怨言，使我们很泄气。住的地方也没有，后来给送来了一个破帐房，我们俩被安排在牧民家住下。今天的经历是非常有意思的。”

后来传说这天的情况是这样的：把蒙古特务支走后，同样又渴又饿苏联特务走进罕乌拉一个牧民家，他深知牧民的习俗是，不问客人从哪来，都好吃好喝热情招待。他进了蒙古包坐下，喝上了女主人递过来的茶（牧区的茶就是饭，碗里放上炒米、炸果子、奶豆腐，直至吃饱），还问男人去哪儿了，女的说捉特务去了。她望着这个黄头发绿眼睛的苏联人，明知他就是那个被寻找的特务。喝完茶，苏联特务一手插兜（戒备状态，好似兜里有枪），退着走出去了。晚上男的回来，女人赶紧把特务来过的事告诉了，男的也赶紧去把这消息报告指挥部。于是开始让我们去的目的地是罕乌拉一带，可我们到时，那些兵（据说驻军全部出动）已经连夜搜了一夜一天了，无果，指挥部就转移了。听说那天夜里搜查，净是自己人碰到自己人、自己人吓唬自己人的段子。

那时候，指挥部也不容易，没有现代的通讯设施，获得消息、送达命令都是跑马传递。再说，草原那么大，找一个人，说是“大海捞针”一点不夸张。虽说调集近两万人，虽说拉网式搜查，进到大草原也就犹如一把小笊篱。

19日（日记）：“休息一天。别的公社去搜山了。我们公社的大车来了，又扎了一个帐房。和老乡关系搞得很好，对我们帮助很大。”

20日（日记）：“搬到冬依和山底，白天搜山，没发现什么新情况。”

冬依和是东乌旗北面一处石头山，山的一面是悬崖峭壁，下面是一个大水潭，水大时从悬崖上面往下流水，形成瀑布。要不是这次行动，我也来不到这里，不会知道草原还有这么一个瀑布和奇景。

21日（日记）：“早上搜山。没让我们去，留下让我们烧茶。我很不高兴，我知道这是对我们的照顾，不过，我对内务没什么兴趣搞，她倒是干得很来劲，得到大家的赞扬。我想也可能是该轮我们值班，很惭愧，结果不是，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总是看不起我们，怕我们（是女的）顶不住。这是习惯看法，没有事实是教育不了人的，所以只有我们努力做点样子，别人才能相信我们能与他们一样，硬顶也说服不了人。

晚上我们要排班站岗，两小时一岗。这回可用上我的夜明手表了。我这表是第一年我分红的120块钱，寄回家里去，家人一分没动，还通过手表厂内部人关系，给我买了这块当时算是高价的带夜光的北京牌手表。这次行动中，它可立功了，大家拿着它看时间、换岗，我心里还感到美滋滋的。”

22日（日记）：“搬往乌日雅斯太山下。早上搜山，没骑马，走着搜的，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有一个山洞里有人吃住过的痕迹，可是看来可能是旧的，这个山地势复杂，山石、树、洞很多，不认真搜会漏过许多。”

乌里雅斯太山是东乌旗北面一座最大最高的石山，属喀斯特地貌，山根底有很多山洞，且隐蔽在茂密的多年生榆树后面。据说，以前的土匪就住在这里。

我们搜山是以两边人看得见的距离拉开，从山下往山上走。下边树少，越走树越密，走着走着，有时两边人进低谷或树丛中，自己立马感到孤寂和恐怖，想像万一山洞中窜出那个特务怎么办。特务没出来，树丛草丛中倒时不时窜出野兔、鹿什么的，在半山腰，我就碰见一只小梅花鹿，它妈妈窜跑了，它不知道跑，站在那里，眨着大眼睛看着你，那情景烙在我脑海里。可我在执行任务，我没功夫跟它玩。

我们的人在山顶会合，没有战绩。于是我们就欣赏这山景，确实是一座美丽的山，千奇百态。山顶上还有一块很大的平石头，中间形成一个大坑，还积了很多水，像一个水窖，真是天作地造，有水就可有生命。怨不得土匪也在这里能生存，过去茫茫大草原，一切生命都是逐水而生存，发现水就是生存的技能。

23日（日记）：“再次搜乌里雅斯太，骑马，又差点不让我们去，我顶了一句：为什么不该我们值班也非要留下我们？阿部长才算了。又没发现什么新情况。下午听说在闲那噶农场发现特务迹象（此消息肯定又是马后炮）。”

24日(日记)：“指挥部命令盐池、道木德、和我们几个公社撤退。今天就回公社了。在乌里雅斯太山上照了几张像，就往回返了。下了几天雨，地很软，马走起来很费劲，晚上7点多到了队部，大家都来看我们，向我们打听抓特务的消息，可我们说什么呢，只能讲讲经历。”

记得我们几个公社走时，在别的公社的一辆大车上，发现他们拉着一只小鹿，不知是不是我碰到的那只，反正它成了俘虏。后来真的有人打听小鹿成长的怎么样，那牧民真有办法，给小鹿找了个母牛妈妈，它长得很茁壮，就是一张口就是牟牟的小牛叫，它跟小牛在一起就学会了小牛的叫声。

虽然“在乌里雅斯太山上照了几张像”，可遗憾的是，我们事后谁也没拿到照片。

这次行动没抓到特务是意料之中的。蒙古特务已说了，他有经验，我们抓不到。实际蒙古特务也是他丢卒保己的手段，蒙古牧民的习俗又助他生存之力，茫茫大草原使他活动游刃有余。而我方犹如高射炮打蚊子，大象抓老鼠不得力反而失利。但是这次行动却使我们受益匪浅，经历了文革以后少有的、空前绝后的一次大规模武装民兵实战拉练（据说文革前武装民兵还是有训练的），虽然没有战绩，却有真实的敌人。

我们还得以游历了草原上乌里雅斯太和冬衣何这两处景色。

接着的续篇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因为那是属国际纠纷了。

这是1975年的事。

1988年我们重返草原时特意到乌里雅斯太山和东依和重游留影：

草原上的武装民兵

自打到牧区，我就像逃出樊笼的小鸟，轻松自由，没有了任何负担。草原那么宽阔，任我骑马驰骋；草原人那么热情、单纯，把我们都看成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草原的环境轻松，跟牧民一起干活儿、学习，完全没有当时城市里文革的阴霾；还有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吸引着我，每天我都沉浸在学习和了解新鲜事物的兴奋中 。

由于我干活儿肯吃苦、不怕累、愿意接近牧民，大多数牧民对我很熟络，蒙古人就是这样，你对他好，他就更真心对你好。因此当选参加一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人时，他们经常选我。

后来，团支部书记达木金又鼓励我入团，我很感动。在北京上学时，我曾很积极地申请过入团，可是那时班主任和团里的人说我“家庭有问题”，不列入发展对象，我很气愤：不是说政策是重在表现嘛。可人家还是仅着出身好的先发展，我很无奈，也失去信心，一直没有入上团。来牧区后，我干脆没敢想，只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想到，牧民们真正是看表现，看你干活好，就给予激励。

恢复团组织后，达木金书记就跟我说，他和我包知青杰罕其力格愿意当我的介绍人，鼓励我入团。于是我在1970年10月19日递交了入团申请书，1971年1月2日达木金让我填入团志愿表。

1月9日晚上让我参加了团员大会；经过大家的讨论通过，我正式加入团组织，实现了我在北京一直不能实现的愿望。

后来，我回包里放牛，大队又让我当畜牧组组长，负责组织牧民学习和带领牧民执行队里下达的任务：比如打井。这下，我的担子重了，我自己读不了蒙文报纸，要找人去读，我自己还要讲一下开场白和结束语，也很费心思的。好在牧民大力支持我，理解我，也迫使我更好的学习和练习蒙语。

更使我震惊的是，领导和牧民接着又批准我参加武装民兵。在那个时候还是讲出身的，当地青年出身不好也不能入武装民兵。按说我是不符合“兵”的条件的，尽管我是非常爱“武装”的，文革在学校那两年，逢国庆，我们班出的节目就是我们自编自演的“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跳了两年，也没敢想能在现实中实现背上真正的五尺枪、在练兵场练兵的愿望，结果在草原，在边疆还真的实现了。我很感谢牧民，也真感到我很幸运。之后，真有知青来问我：你什么出身？我好气又好笑的回答：地主兼资本家！可我又很理解他，当时的历史环境就是那样。由此我想，是牧民对我有好印象。

1971年8月27日武装民兵集合换枪，这天，发给我一支枪。我非常激动，当天在日记里写下一首诗表决心：“迎着朝阳接过枪，满腔沸血心头漾，誓死捍卫毛主席，愿洒鲜血染北疆。“

从那天起，我更加不怕苦和累的干活，虽然身上增加了份量（武装民兵要求枪不离身，无论骑马出去放牧，还是干其他什么活：打井、拉石头等，都要背着枪和子弹袋，重达几十斤。时间长了练得倒不觉得沉了），总感觉不能辜负牧民对我的期望，不能辜负达书记对我的支持和培养。

加入武装民兵后，要参加训练，我参加了两次，那时候战备要挖洞，一边挖洞一边安排训练，我们练队列、扔手榴弹和射击，真是练兵场，实战演习。我们还真的经历过了实战演习那种可能遇到的事：记得我们练完教练手榴弹后，该扔实弹了，那次，我们武装民兵新兵中有一个真的由于害怕，把拉了环的手榴弹扔在自己脚下，当时就是指导员及时捡起来又扔到远处爆炸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真枪实弹的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两次都进行了射击训练，第一次我比较生疏，也不习惯那“7·62”半自动步枪强大的后座力，成绩不好，有几颗子弹飞靶了。第二次我刻苦的练瞄准、练握枪，打出了5发44环的成绩，很有成就感，我从此喜欢上了射击，以后无论到哪儿，看到有射击项目，都要试试手。

参加武装民兵还要执行任务，比如到公社站岗值勤，其实岗不用站，值勤是送信，那时通讯没设备，就是骑马传信，战备的任务传达就是靠武装民兵骑马传下去。我第一次在公社值勤，遇到的就是要独自去达十几里地的邻队送信的任务，虽然觉得很神圣，可又很紧张，因为那个大队我原来根本没去过，不识路，要摸索着自己去。牧区是没人可问路的，只有一个大致方向，那次我真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摸索着去的，不过最后我还是找到了地方，完成任务了。

1975年我参加了全旗万名武装民兵搜索入境特务的大行动（后边有专章叙述），十几天的野外实战行动更加锻炼了我，还使我长了见识。这次行动中只有我们队的两名知青是女性。

1976年2月26日，武装民兵开会，当时的民兵连长乌力吉见了我，淡淡地跟我说，“你的枪分给别人了”，不言而喻就是说我被退出武装民兵了，让我交枪和子弹。这时，我知道，到年龄了，要给更年轻的人让位了，尽管有点不舍我的朝夕相处的“五尺枪”，可也要与它分离了。尽管在来之前我没有得到通知，一点儿不知这个信儿，临来时，我还是按习惯擦过枪、装点好子弹的，我是时刻把自己当成战士，随时履行武装民兵职责的。

我交完枪，问乌力吉，我还用参加会吗，他尴尬地说，走就走吧。就这样，在这一年结束了我的五年背枪生活。不过这五年是我一生的自豪，这五年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